原创 你们在骂华强北山寨的时候,他鼓励人们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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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用 PPT 讲故事的人,说自己的产品从来没有人做过,是创新,那个其实不是,创新不是自己喊的,它目的既不是上网博点赞,也不是为评奖,创新与否是市场决定的,须要市场的验证。

简言之,对于新事物,理解和使用的人越多,经济增长就会越快,社会的创新能力就强。中国山寨就走在这样的路上。

在采访中,李大维说到最多的词是开放,他鼓励创业者开放地合作、竞争,他还尝试让大家发现山寨背后的价值所在,重估创新的意义。

手机山寨的发生,起源于渠道链。

19世纪下半叶,英国率先进行了工业革命,德国实现统一后为了经济赶超,所有产品都仿英国、法国等的产品,并卖到英国去,它的产品卖得便宜,可做得粗糙、做得很烂,英国议会就通过了一个商标法条款,规定所有这些从德国进口的产品都须要注明 “ Made in Germany ”。

第二,“开源”是民主化创新的基本精神,中国山寨很符合这一特征,其开源体现在公模、公板。正因为有这些公模、公板,使得厂商能够降低制造成本,同时也提供了微创新的机会。从开源精神来说,它们并不是技术创新,而是颠覆产业价格体系的一个手段,让新的公司能在成熟的行业里找到机会。

以下是他的口述: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德•菲尔普斯在《大繁荣》一书中指出:以往组织和国家通常是通过大量投资于R&D的方式获得竞争优势,但通过对工业化地区的仔细观察,作者发现,问题不在创新本身,而在于国家的大多数人能够在多大范围以及多深程度上接触并使用最新科技。

大家也并没有意识到,深圳那个地方不是抄袭,它是在重新诠释科技产品在全世界的定价权和发言权。

2004年,随着MTK的出现,使得国内手机市场井喷扩大。MTK作为手机芯片设计公司,率先提供了手机设计的整套方案,从硬件设计到软件系统,全部开放给手机集成商和手机制造工厂。

我们这么多年跟着外国管深圳叫山寨,我认为的山寨现象,其实是一个科技透过深圳发现全球的过程。

刘剑/文

大家一间一间被关起来,什么产品都还没做出来,脑袋就已经充满了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而且,他们觉得只要不是这个房间的人,就都是他的竞争者。他们这样没有办法去开放、踏实地合作、抱团、竞争。

实力坚强,占领一流品牌

后来,MTK就出现了,提供了 “ Turn Key ” 的全面解决方案,所以这个产业成长得很快。

随着产无限制的机械复制,必然导致泛滥而无利可图,时至2008年,深圳国包商已超过2000家,利润越来越薄,据说只有1/3的国包可以保持赢利。

离开华强北,是因为之前那批人感觉自己不被重视,主政者想腾笼换鸟把他们赶出去。

李大维自1990年开始就积极推动开源事业,他是美国自由软件基金会成员、阿帕奇项目委员会委员以及ObjectWe董事。2010年,他参与创建中国第一个创客空间新车间,在中国推广创客运动与创客文化。2011年,他与纽约大学Anna Greenspan和加州大学Silvia Lindtner共同创建智库机构Hacked Matter,专门研究中国山寨产业与文化。

国内有很大的市场,不过深圳厂商发现,在东南亚、中亚、东欧、南美,没有 DVD、VCD 机的客户也愿意花这 800 块钱,因为 5 块钱的碟随便看。

重新发现中国“山寨”

我说,不是,这是英国人说你们德国人山寨的东西太烂了。

李大维说,这家手机制造商名叫“天珑”,它是深圳最大的山寨手机制造商,这家制造商具备生产几乎所有说得上来的品牌手机的能力,强大的制造能力,是支撑品牌的基础。“天珑”持有Wiko85%的股份,是Wiko的最大股东,换句话说,Wiko是中国山寨手机商的一款品牌产品。

你要是创业、创新,直接把马云作为标准,每天想的是,我们跟马云比起来怎么样,那谁创呀?在华强北,一抬头,哟,那个早我 3 年来这边做学徒、以前成绩很烂的高中学长,现在也是一个小老板了,这种环境当然容易创业、创新了。反而,媒体上总是讲,谁谁谁又拿到了几千万的融资,谁谁谁成了独角兽,每一个都被说得像神一样,这时候大家就会觉得创新很难呀。

2000-2003年,国产手机借助相同渠道迅速崛起,各级渠道商也因此获利颇丰。在这个形势中,地包商积累了足够的资金,他们不甘心久居下游,伺机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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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以前,基于国际品牌手机的销售模式,国内存在一个手机贸易的分销体系:国包商(区包商)-省包商-地包商-零售商。在这个销售体系中,国包风险最高,省包竞争最激烈,地包和零售商获得较高的单体利润。

国外一讲到科技这个词,不是 “ 我要打败苹果 ”,就是 “ 手机已经是过去式了,我现在要做一个新的装置来取代它 ”,在华强北很少听到这样的话。深圳的手机厂一家做得比一家大,但是,没有人吹牛,说 “ 我要做一个取代手机的产品 ”,都想的是我怎么把当前的客户服务好,卖一部手机赚一部手机的钱。

李大维说,“天珑所以能够在法国取得这样的成绩,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本土化设计和营销策略。Wiko法国团队的主要工作即设计与市场营销。一个65人的团队,除了4名工程师外,其他人都忙于本土化设计、市场营销、广告、分销商关系和客户服务等。”当然,只有设计和营销Wiko不可能站住脚,核心还是因为天珑能够生产出优质的产品。

每次讲完,都有人提问:“ 开放、分享了,你还怎么赚钱?”

李大维举了个例子,曾经有一款山寨手机名叫“轰天雷”,这个手机的特点是声音很大。为什么声音大?它有7个喇叭。谁会用有7个喇叭的手机呢?建筑工人。李大维说:“这个手机可贵之处在于,很多设计师包括苹果的设计师,谁也没有想到给建筑工人设计一款手机,而这家山寨工厂做了,设计大音量,是因为建筑工人本身有听音乐的诉求,同时如果戴耳机在工场不安全,大音量的手机既便于携带,又便于在工场收听。”这家工厂就在深圳。

现在是这样讲硅谷的故事的,对吧?但实际发生的是:上世纪70年代的硅谷,有几百个年轻人,他们觉得电脑有用,但小型机太贵,所以他们山寨出 PC。这才是当年的故事,但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嘛,几百个年轻人都不见了,但还有乔布斯,成者为王,就成者写故事嘛。

创建不到2年的法国智能手机品牌Wiko,用短短几个月就占据法国智能手机市场18%的份额,排名第三,仅在苹果和三星之后。Wiko就是法国设计与营销团队与一家不知名深圳手机制造商合作的产物。

在深圳组装手机,然后运到埃塞俄比亚,有百分之三十几的入口关税,但把手机拆成组装前的原件运到埃塞俄比亚,只有百分之十几,这样就有钱赚。

2004-2007年间由于手机方案的开放,一大批手机集成商和手机制造工厂诞生,各级渠道商纷纷投钱委托开发或独家包销已有机型,这个利润是相当可观,比如,一款品质优良的手机公模需要20万,投10款是200,其中1款机型赢得市场,承包商就能得到逾千万的利润。

深圳电子工业的基础当时已经在了,不久就有厂商做出了 800 块钱的 DVD、VCD 机,什么碟片都读得出来。

李大维看来,这些挖掘新需求的人,本身具有很强的制造能力,而且还有很好的点子,他们身上孕育着新山寨创客的基因。

不久前,我们重新回到那里,访问了几个陌生人,想再次讲述华强北,想让大家看到它原本更多的细节和更多面。

最后,山寨最令人争议的地方在于知识产权问题,而其高效的微生产却一直被大众所忽视。中国山寨蕴含着草根创新的巨大能量与活力,未来的十年,深圳会成为智能硬件的硅谷。中国制造业如何利用已有经验和资源,真正实现整个制造业链条的全面升级,“开放!开放!再开放!”可能是必须去做的事情。

就觉得,哦,简单,盖 “ 鸟笼 ”,一间一间隔起来,年轻人二十几岁,最有创意的时候,关起来开始孵,孵化器足够多的话,是可以孵得出凤凰、孵得出独角兽的。

Wiko正填补了这一市场空缺,在苹果和三星等品牌相比,不少法国人更需要功能相对简单、价格实惠的智能手机。Wiko于2011年初成立于马赛,次年销售达到200万台。

一直以来,全世界人的认知是,西欧、美国有钱,最新的科技产品他们先用,用完了,便宜了,才给我们用嘛。

据调研,比起Google Chromecast,国内的电视棒经过多年的产品迭代。除了价格更为便宜外,在性能方面它们也远远超过了Chromecast。至于软件功能方面,搭载了Android系统的国产电视棒可以浏览网页、播放视频音乐、玩游戏,甚至办公。

一直以来,我们把发明、发现和创新这 3 件事情搞混了。在实验室里搞了一个以前大家都没有搞过的东西,叫发明,这些东西有没有用?10000 个可能没一个有用,如果单纯发明就可以变钱的话,是不是每篇博士论文都是一个新的商业业务、可以投入使用?发现,就像搞天文的人发现了一个新的天体。而发明和发现是人取得新的知识的方式,但并不代表有用。创新是能够把发现、发明变成对人有用的东西,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有人买嘛。

山寨手机的今生

这个链条上的很多人可能都只关心,从上家进了货卖给下家,自己有多少差价可赚。大大小小的方案设计商甚至组装厂都想得出办法,帮手机多装两个喇叭或一圈儿五光十色的跑马灯,满足下家的下家 「 卖给处在嘈杂、昏暗环境下的建筑工人 」 的要求。

他认为,曾代表“冒牌货”甚至“假货”的“山寨”一词,其内涵已经发生变化,对观全球创客运动,他说:“其他国家的创客要达到中国‘山寨’的境界,起码还需要十年的积累和发展。

华强北的电子工业是一个漏斗形的产业生态,越向下,厂商越少,最底下的那家供应商就是台积电。台积电的科技研发能力非常强,但当初打下市场,还是因为比别人便宜几块钱。

山寨手机刚开始也叫“三码机”、“五码机”,指没有移动电话设备正规标识、没有测试质检认证、没有入网许可证的黑手机。

变化本来是非常平常的事,但当它发生在华强北,我们似乎很不习惯。也许是华强北从前给人的或真或幻的印象太过强烈,也许人们觉得这样一个高速运转的电子王国永远不会停下,它会一天接一天生产电子产品和关于钱的故事。也许华强北和关于它的新话题 “ 美妆 ” 太不搭。

本文核心素材来自李大维口述及其提供的相关资料,另外参考《国产手机史(二):山寨成风的“辉煌”岁月》一文内容。特此说明。

原来,来了就是深圳人,到了华强北就可以赚钱。如今不是了,来了你得是高层次人才,才是深圳人。华强北是 “ 农民 ” 打出来的,深圳过去一直是靠外来人去填充它的都市脑力的,前仆后继,前面的赚到钱回家,生意继续交给后面来的。

开放!开放!再开放!

台积电投入大笔钱做研发,然后把自己的技术和方案跟大家分享,市场规模大了,自己就有新的钱可以赚。台积电有能力投入研发,但研发成果不用是革命性的,改变 5 % 的成本这一点点创新,就多产生几千万美金,干嘛非得搞革命性的改变?搞不好公司还会倒。

这类手机有个绝对优势——价格优势。因为没有正规授权,生产商基本不用缴纳增值税,因此价格低廉。

他提出,创新就是一个拷贝、改变的过程。这没错,创新并非都能够平地起高楼,而继承也是必要的。

山寨手机的前世

用一个比喻的说法,华强北把科技做成了大白菜,人人都可以拿这颗大白菜找个适合自己的料理方式烹饪,然后拿去赚钱。

这一时期,深圳华强北催生了一批手机批发市场,形成了全球手机批发集散的源头。于是,山寨风潮一时席卷全国。

大家相信这样的硅谷神话,觉得历史是因一个人出现而转折的。但这是讲给小孩的童话故事,现实社会不是这样,从前的华强北也不是这样的。

李大维说:“Google这次真的是赤裸裸的抄袭了国内‘民间作坊’的产品。所以希望大家未来看到各种‘Androidcast’或者‘先祖’MK802的时候,不要轻易赋予它们山寨的标签,更不要随意开骂。相反,我们更应该反思:为啥我们这边早做了那么多年,反而没有一个‘阉割版的山寨品’受欢迎?”

他们之所以做出来的山寨机长得差不多,是因为这样就不需要再教育客户,那时候何必去花心思怎么搞外壳,就长得一样、卖得便宜就好了。

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需要全球化运营,这是成为世界一流公司必经之路,天珑移动通过Wiko本地化品牌在法国取得的骄人成绩,值得许多正在进军海外市场的公司学习。

原来,全世界都在讲的创客运动,在华强北已经发生20年了,它就是一个创客空间。你来到这边,对电子工业一窍不通,但找到方案设计公司,你要搞的产品就可以很快凑出来,这个产业不拒绝任何的人。

金沙官网,山寨发生的逻辑起点是生存欲望,而非某种动机设想下的所谓需求,“活下去”迫使它们不断推出新的原型、做出新的改进。最初,复制品牌产品给山寨产品打上了很深的“冒牌货”的印记,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品牌产品不会复制山寨创意。


深圳的这些山寨手机生产商的目标市场与品牌手机不同,它们针对的是特殊人群、特殊环境和特殊用途的小众市场。它们制造的大部分手机被销往发展中国家和农村地区,年销量可达4亿部,占全球手机销量的四分之一。这些产品用于与特定文化与生活方式高度契合的设计,除了“轰天雷”外,为穆斯林设计的手机拥有提醒祷告时间和祈祷室地图等功能。这些市场为主流手机品牌所忽视,却容量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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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山寨反映“民主化创新”的第一个表现是:非正式的熟人网络主宰着深圳手机产业链。人们不是坐在办公室,而是以项目为单位随机组合。一个好项目很快能聚齐一群人或几家小公司,他们各有分工,有的提供电路板,有的提供外壳,剩下的则由另外一家提供……因为进入门槛很低,新功能不管听上去有多疯狂,都可以试验。自由的信息流把没有关系的厂商联系到一起,形成草根创新。

都市主政者似乎想把华强北打造成南山区那样的科技大公司集结地,从硅谷拷贝过来,开创客空间,建孵化器或者加速器,引入二十几岁、大学刚毕业、一辈子没创过业的年轻人。

与国外创客运动的发展路径不同,中国山寨是一个自下而上形成的规模庞大的生态系统,具备“民主化创新”的所有特征。李大维说:“这是创客运动的最高理想。”

哈佛大学的教授在 《 城市的胜利 》 中写过:“ 如果一座城市正在吸引着比较贫穷的人口持续地流入,帮助他们取得成功,目送他们离开,然后再吸引新的贫困移民,那么从社会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功能来看,它是成功的。”

不逐主流,满足小众需求

上世纪 90 年代末,中国人最直接的娱乐就是 DVD、VCD 机,大家都买路边 5 块钱的盗版碟片,当时的 DVD、VCD 机基本上都是外国品牌,他们的工程师从没考虑过机器读劣质碟片的问题,那些机器都做得特别精贵,一台几千块钱,可碟片稍微有刮痕,它们就读不出来了。

谷歌抄袭中国山寨创意,说明了中国山寨已具备很强的原创实力,同时也反映出山寨普遍具有的一个特点,就是山寨没有品牌,或者准确的说,山寨不专注于品牌的经营,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天性上与品牌无缘,事实上,与品牌相关联的山寨,威力不可小觑。

DVD、VCD 机让深圳第一次走向全世界,这个 “ 全世界 ” 不是十几亿人的西欧、美国市场,而是 60 多亿人口的全球市场。

2013年,谷歌推出Chromecast电视棒后,短短的几天,便供不应求,然而人们很快就发现,类似的产品早在2010年就在华强北出现了。其实,产品发布当天,李大维在微博上就指出Google抄袭,他认为Chromecast基本上是个被阉割的MK802/Android PC,虽然芯片和方案不同,然而创意都来自于中国一群做平板的工程师。

这是深圳漏斗形产业生态最上面一层,这一块当然很乱,三教九流,赚长远的钱、赚短线的钱的,什么样的都有,不能只看表层,而要看它真正的底气。

基于这种形势,出于生存的欲望:一部分人转而外求,开拓国外市场;另一部分人,开始深度挖掘国内市场需求,于是,一些“奇奇怪怪”性能的产品开始出现了,而且价格很便宜。

我们看手机就好了,今年第三季度的出货量,三星大约占全球的 22%,苹果占 13%,把这两家去掉,剩下的主要都是深圳的公司,这剩下的 65 % 是深圳的实力。这 65 % 包括华为、小米、OPPO、VIVO、Tecno,小米不是深圳公司,但它整个供应链统统在这边,小米大约占 9 %,即使它不算,深圳也还有大约 56%。全球一年发货量17亿的最重要的 IT 产品,有超过一半来自这一个都市,这是深圳、华强北 “ 底层创业 ” 的成功。

也许你不会感觉到,其实山寨手机形成的生态系统正在改变整个手机产业格局。10年前,如果有人说诺基亚和摩托罗拉会衰落,人们不以为然。今天诺基亚在手机市场上已经变得无足轻重,爱立信似乎早已被人遗忘。10年前,当诺基亚推出一款800美元手机的时候,中国“山寨”已经能做出一款功能更加出色的手机,只卖200美元,重点是它们不需要去拷贝诺基亚的设计。山寨产品不追逐品牌产品构造的主流需求幻觉,它在小众需求中踏踏实实的精耕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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