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铠、薛己明代的父子御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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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起来讲,薛立斋对后世医学发展贡献甚大。薛立斋创立了温补学派,这与他的职业性质和担任的职务有关。明代的太医院职能并不仅仅限于为宫廷权贵治病,还有一定的卫生管理职能,掌管全国重要药物或施药,要帮助各地治理瘟疫,薛立斋在担任太医院院使期间,就为全国治理瘟疫付出了很大努力。

薛铠、薛己父子先后任太医院院使,两人曾共著《保婴撮要》一书。《保婴撮要》共二十卷,前十卷系薛铠原作,集中论述婴儿初生护养、儿科疾病诊法、小儿变蒸、五脏生病以及幼儿内科杂病的证治等,薛己则为父亲增加了临床医案。后十卷为薛己所撰,集中论述幼儿外科、痘疹等病证治及医案。此书广受后世中医学者认可。

三是感同身受 薛立斋对待患者无论长幼贵贱都一视同仁。明代知名藏书家沈启原的妻子患疮疡,病情很重,诸医束手,但薛立斋很快就给治好了,沈启原因此与薛立斋成了忘年交。沈启原为我们记录下了这段经历:“当是时,诸医抱囊环立,咸愕吐舌,不敢出一语。而先生率意信手,日剂一二,不动声色,坐而收功……先生之医,殆所谓神解者。”这段话非常生动地记下了诸医为其妻诊病的经过,以及其妻康复后的喜悦和对薛立斋医术的由衷钦佩。薛立斋著成《疬疡机要》后,沈启源为其赋序,他在序言中写道,“视病不问大小,必以治本为第一义。无急效,无近期,纾徐从容,不劳而病自愈。”这段话彰显了薛立斋的高超的医德医技。正是这般感同身受,薛立斋才能真正掌握病因、病状,为撰写医案打下了翔实基础。

薛己对医术的喜爱发自内心,于明嘉靖九年主动辞去院使职务,以便于一心为百姓治病,得以留下了3000多则珍贵医案,他也因此成为古代记录医案最多的人。虽然医术已经很高超,但薛己仍然坚持研读医书。史载,一天苏州知府去家中看他,见他蓬头垢面地苦读医书,又看到医书上写满读书心得,感慨地说“先生苦心哉!”薛己却不以为苦,认为如果医道不明就会因误治而死人,患者却无处控诉,因此必须精研医道。

一是受益家学 薛立斋出生于医药世家,其父薛铠精于医书,熟谙医理,擅长儿科和外科,曾任太医,官居院使。薛立斋22岁就进入太医院,虽然仅为低级医士,但也是受了父亲的荫恩之故——其父去世后他被增补为太医院医士,这既是对其亲医德医技的褒奖,也是对他本人医技水准的肯定。薛立斋曾用桂附地黄丸医治好了骊贵人患疽后的“消渴病”,自述这个方子是儿时其父给别人用过的。

明正德四年,薛己进入太医院两年后参加了第一次大考,因成绩突出,次年被提拔为吏目。正德九年又通过一次大考,薛己升为御医。正德十四年在又一次大考中,薛己考了头等,皇帝便把年仅33岁的薛己派往南京,任太医院院使。薛己进入太医院12年便达到父亲当年的高度。

薛立斋,名己,字新甫,号立斋,明朝名医,曾任太医院院使,在他的多种医学著作中记载了3000多则医案,被誉为中医史上留下医案最多的院使。事实上,即便抛开院使这个职务的限制,仅作为医生而言,他也是现有记载中留下医案最多的医生。薛立斋能留下诸多宝贵医案,原因可以归为以下四个方面。

值得一提的是,薛铠继承了宋代钱乙的医学思想,校注了《钱氏小儿直诀校注》、滑寿之《十四经发挥》等。薛己则很欣赏前代李东垣的思想,留有《外科发挥》《女科撮要》《外科枢要》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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