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郑荆源“医当偿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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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国际唯一官网,时间:2019-07-26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8版 作者:韦钦国

李梴的《医学入门》为了继承发扬优秀医德医风,特撰《习医规格》一文附于卷末,对习医者提出素质、品德、知识、技能等方面要求。认为“医司人命,非质实而无伪,性静而有恒,真知阴功之趣者,未可轻易以习医。”要求医生对待病人应敬重谨慎,诊病用药要潜心仔细,取索报酬应轻利仁廉,并列举了七种对患者“欺”的不道德行为,提出“不欺而已矣”的行业道德要求,认为“欺则良知日以蔽塞,而医道终失;不欺则良知日益发扬,而医道愈昌。”把医德和医术的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是一篇医德教育的范文。

作为医者的郑荆源肯定有错,一是拒绝患者家属提出的另择明医的要求,这是患者的基本权利,要求合情合理,郑荆源不应拒绝。二是盲目自信,主动“立约偿命”,这种负气的做法既害了患者也使自己惹上了官司。病有大小,药有多味,患者体质不同,病症随时有变,诊病开方需要对这些可变因素进行综合把握,即便到了医学相当发达的现在,也没有哪位医生敢对任何一个患者“立约偿命”。

清初喻嘉言不仅医术超群,且医德高尚,他在《医门法律》中强调:“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怒斥庸医“心粗识劣”、“不学无术,急于求售”、“以人之身命为尝试”、“草草诊过,用药无据,多所伤残”等等的恶劣作风,而特设医律近百条,告诫医者应明律行医,免为医之过失。他爱病人胜爱于己,“昌于此道,无他簸箕,但自少至老,耳目所及之病,无不静言微心,呼吸与会,始化我身为病身,负形而立,而呻吟愁毒,恍惚而来,既化我心为病心,尚见其生,实欲其可,而头骨脑髓,捐之不惜”。《寓意草》中记述了多例喻昌为病人亲自守护、煎汤喂药的案例,如“辨咫旭乃室膈气危证用缓治法而愈”案,勇于向病人负责,由于他“全神照应,药必亲调”,患者转危为安。清代谢星焕医德高尚,他家兼营药铺,每年从端午至重阳都要自制时令成药“金不换正气丸”布施于人,对无钱看病买药的贫苦患者,则一概不计酬金,受益者不计其数。他们为后世树立了光辉的医德楷模。

从调和医患关系与维护社会安定的角度来讲,县官如此处理是现实的选择。在明朝,除非有非常明显的证据证明医家系故意杀人外,医患纠纷大都做如此处理,在明朝的书籍中并不难找到类似“《大明律》中,虽有庸医杀人的罪款一条,从来可曾见用过一次”的议论。清初名医徐大椿认为,“人之死,误于医家者,十之三;误于病家者,十之三;误于旁人涉独医者,亦十之三。”

龚信《古今医鉴》中设《明医箴》和《庸医箴》专篇,用对比的方法提出对医生的道德规范,他要求明医做到“心存仁义、博览群书、精通道艺、惟期博济、不炫虚名、不计其功、不谋其利、不论贫富”等,尖锐批评庸医“妄自矜夸、以欺当世、炫奇立异、模糊处治、希图微利、误人性命”等不良行为。龚廷贤《万病回春》中的《医家十要》、《病家十要》、《人道至要》,《寿世保元》中的《延年良箴》,《鲁府禁方》中的《延年廿箴》、《劝世百箴》等,精辟地论述了医学伦理学、医学社会学的诸多问题,倡导和谐的医患关系,把对医生提出的医德要求和道德规范具体化、条理化,成为我国古代重要的医德文献。

明朝末年,安徽徽州有个叫郑荆源的医生,有一天被吴质请到家里为其子治病,因感到效果不佳,吴质便提出另请医生。郑荆源以为病家不信任自己的医术,主动提出可以立下生死文书,保证治好吴质儿子的病,如果治不好“当偿命”,吴质看他如此自信便答应了。对这件事史书是这样记载的,“郑荆源医吴质之孩不效,质欲改医,荆源不察其为不治之症,愿立约包谢。”

旴江医家传承并发扬中华民族优良美德,治病救人济世,为后世树立了仁人仁心仁术的光辉楷模。旴江医籍中有大量关于医德的精辟论述,对后世医学伦理学发展增添了丰富的内容。其中以明代龚信、龚廷贤父子的贡献最为突出,他们的著作中有大量关于医学伦理道德的专篇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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