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陈高由儒转医缘由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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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很多家长“关爱”孩子,食则不忌饱,衣则不避暖,殊不知“过爱反害”,小儿为纯阳之体,脾胃虚弱,食过饱则伤脾胃,穿过暖则汗出易得风寒,再加上饮食偏嗜,营养搭配不合理,径情任性,不知节制,所以屡屡生病却不知其中缘由。以上种种都应该引起深思。

儒学与医学济世平天下的理念是相通的,这有利于由儒转医。范仲淹就曾针对性地说过:一般人容易认为惟有遭遇圣君,能在政治上发挥才干,使儒家仁道得到盛行,才算是实现了人生的目的。其实这种看法并不全面,如果能成为良医,为人去救命,也是很有意义的事,因为它们同样能起到“利泽生民”的作用。故他在庆历奏议中说:“所贵天下医道,各有原流,不致枉人性命。所济甚广,为圣人美利之一也。”并提出“不为良相,当为良医”之论。相者,谋国家之兴旺发达;医者,百姓之健康所系。范仲淹把“相”与“医”相提并论,将儒业与医业看作同等的事业,并以宰相的身份提出此论,在当时应是振聋发聩,不仅在儒生之间引起巨大的反响,而且在宋代统治阶层也易得到理解与支持。范仲淹的号召,对陈高及其由儒转医的儒医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他们从另一个角度认为“儒医”也是实现人生价值与理想追求的最佳选择。陈高由儒转医的观念藩篱自然撤除,陈高由儒转医的角色转换也算是时代的产物。

古往今来,多少名医大家弘扬儒家情怀,心系患者,治病救人,终身践行着医者的信念与责任。神农尝百草,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医圣张仲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葛洪弃官隐居,遍寻医书,著成《肘后备急方》;孙思邈视医学为忠孝之术、至精至微之论,成就一代“药王”;李时珍为医为药亲证亲为,重实践又尚革新,写就《本草纲目》,登上了古代药物学的巅峰……这一代代的医者用他们的仁心仁术,为后人留下了一笔笔宝贵的医学与精神财富。

宋初,医学问题成为突出问题。当时社会上医生少,水平不高,医疗事故多,特别是巫医害人事件频发,如北宋名臣蔡襄在福州作地方官时,福州旧俗病者不食医药而敦信巫觋,蔡襄坚决去除巫觋,杀其害人者,提倡就医,一改陋习。由此可见,医学发展问题在宋代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需要迫切予以解决。此问题受到了宋代统治者极大的关注,由儒转医的“儒医”现象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

金沙国际唯一官网,中医认为,生病起于“过用”,所谓“水满则溢,月盈则亏,否极泰来,物极必反”,提示人们恬淡安然,起居有常,食饮有节,谨和五味,不妄作劳。又说,“夫热中消中者,皆富贵人也”,说的是生活条件富足的人饮食无度,容易导致内热疾病,也就是现代人们常说的“富贵病”。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有人却背离了健康的生活方式,食则大鱼大肉,偏嗜过激,完全不顾寒热温凉,四气五味,生病就找医生,病愈则将医嘱忘于脑后,毫不检视自己,甚至得了病却埋怨医生。一些常见多发病如肥胖症、心脑血管病、肿瘤等均与饮食不节、吸烟、饮酒等不良生活习惯有关。

陈高,字可中,仙游人,父亲为知建州陈阐。陈高少时聪慧,求学于胡瑗首创的太湖学派,被列入以胡氏为首的安定学派。陈高仕途颇为顺畅,他在元符三年考上进士后经廷式,在官方最高学府太学任职。后又经祭酒龚原、司业傅楫推荐,迁愽士(即取得经学某科首席教师的地位)。陈高作为宋代经学愽士,是一位典型的儒仕,从事经学教育,并身为京官,参与国家政治与理论问题的讨论。据史载,此后他获得医生的身份担任了“知医事者为之”的太医学司业,专管全国医学教育,并成为医家。查其资料,时至今日,中医人物词典中尚不见载其人;而莆田人对这个曾经在北宋年间由儒转医,且成为医学界大官的陈高大多也只知其一是儒仕,而不知其二是儒医,当然更无从谈及对他的医家身份的进一步深入了解。

事亲者知医做儒患

[1] 李似珍.从陈高由儒转医看宋代的儒医现象[J].医古文知识,2001,:4~6.

既然是儒医,便对医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中医经典《黄帝内经》提出,医者不仅要“专于技”,更要“恒于德”。学医的人要“诵、解、别、明、彰”,知天文、晓地理、通人事。既要参透医理,又要联系实际;既要知道自然的燥、湿、寒、暑,又要明了患者的饮食居处、喜怒哀乐;既要全面了解病情,辨证论治,更要视患者如亲人,充分体现仁心、仁德、仁术。所谓“大医精诚”,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儒医”狭义定义为宗儒、习儒的医者和习医、业医的儒者。这说明儒医这个群体不仅有崇尚医学、习医的儒生,也有弃儒为医的儒生。其形成方式是从医者提升为儒医和由儒转医。从广义上讲,可以说是掌握医学知识和医疗技术的文人。他们或是弃儒从医,或是儒而兼医,或是知医而自用。亦可认为文人掌握一定的医学知识和医疗技术亦称为“儒医”。纵观历史,真正的“儒医”出现是在宋代这样特殊的社会条件下成型的。

金代名医张从正著有《儒门事亲》一书,他对书名的解释是:“惟儒者能明其理,而事亲者当知医。”清代医家邵辅解释说:“名书之义,盖以医家奥旨,非儒不能明;药品酒食,非孝不能备也。故曰: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清代医家吴鞠通在其《温病条辨》一书中也有类似说法。《孝经》曰:“天地之道,人为贵。人可不识人之形体以为生哉,医可不识人之形体以为治哉。”这不仅指出医者应性情中正平和,体现仁心仁术;而且要求“知医为孝”,为人子女者要学习一些医学知识,多了解长辈的健康状况,唯其如此,才能常备“五常之德”,常行“孝悌忠信”,使家人和自己都得到健康。

从陈高作为经学博士转为医家而成为“儒医”的个人经历来看,反映出当时宋代社会对医学的重视,由此使宋代医学承前启后有了新的突破,也使“儒医”从此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为宋代医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为后世的元明清的医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医患友爱久久为功

北宋的政治环境与政治变革有利于由儒转医的角色转换。宋代政治的重要变化是发展了文官统治,因此重视文士的培养和选拔,形成了重文轻武的局面,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特别是与北宋名相范仲淹的政治变革“庆历新政”,便在设计任官制度、经济、军事、法律等方面改革方案的同时,提出振兴医学的主张。他在庆历三年上呈的国事奏议中言及当时社会上行医存在的诸多问题,要求改进医事管理,建议“自京师以逮四方学医之人,皆聚而讲习,以精其术,其黜庸谬……”,以整顿医药队伍,提高医学水平。还强调:“今后不由师授,……不得入翰林院”。“外面私习”确属“医道精通”,须经推荐考试合格者方可录用。范仲淹推行的这些法令或措施对发展医药、人才培养和安定民生均具有意义。以后,虽然范仲淹的政治变法中途夭折,但他的发展医学主张,因时代的需要,其制度与措施仍被继任者所接受并有所发扬,如王安石的“熙宁变法”,就设有医官院与太医局两处分司医药行政与医药教育的措施,有利于医疗管理与医学人才的培养。其后宋徽宗时将太医局置于国子监管辖之下,为陈高的转行提供了通道。由此可见,由政府方面提倡由儒转医应始于北宋,陈高的转行应是顺势而为。

诚然,要达到上述境界也是不容易的。对医者而言,需要将儒家情怀和仁心仁术结合起来,努力求索。对患者而言,要理解、尊重和信任医生,同时还要全面了解自己的健康、疾病情况,谨遵医嘱,积极配合治疗。

宋代“尚医风气”的社会氛围浓厚,利于由儒转医。在我国古代,学医者多具有儒学根底,具备儒医结合的特征,如医圣张仲景就是一个典型的儒医。故明代李梃《医学入门》有“秦汉以后,有通经愽史、修身慎行闻人巨儒,兼能乎医”的说法,在宋之前有集儒医于一身的儒医,但只是个别现象。“尚医风气”的形成始于宋,在宋代士人爱好医学或学医者,比比皆是,成为普遍现象。宋代“儒医”逐渐成为成为医学传承的主流,这类医者大多具有儒学的根底,他们注重对医学经典的的研读,其行医作风也多合乎儒家的道德标准。据史书记载,许多执政者与士人本身都成了范仲淹振兴医学的实践者,这提高了医学队伍文化水平,推动了医学理论的发展和临证经验和总结,如宋时的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司马光、王安石、苏轼、沈括、陆游等都很爱好医学,都曾以学习医学知识为荣;苏轼、沈括写出《苏沈良方》,许叔微的《普济本事方》等论著;令人惊诧的是,宋神宗皇帝赵顼也是医学爱好者,据说其水平相当于“上工”。那么,执政者的身体力行,宋时文人以习医为荣的观念,又由于太学系统新建医学学院,陈高有管理才能及其它条件,故获得此任命,使陈高由儒家变身为医家,也就不足为奇了。

时间:2019-07-17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8版 作者:孙可兴

《莆田进士表》记载:“陈高 仙游县 宋元符三年 李釜榜 秘书郎 ”。从《莆田进士表》中,可见其进士出身,“秘书郎”官职,是一位儒仕。然而由黄宗羲所作的古代学术思想史著作的《宋元学案》,全书罗列九十余家在宋元时期发生重大的影响的学术流派,其中安定学案之中收载了医家陈高的学术学案。在黄宗羲的《宋元学案》中出现了医家陈高的学术学案,这就让人匪夷所思了,陈高什么时候由儒仕变成了“儒医”,还是医家陈高,在那个时代这种角色的转换有这种可能吗?在中国历史上,医生地位相对低下,唐朝韩愈曾说:“医巫百工之人,天下不耻。”陈高由儒入医的事业类型转变他能平静的接受吗?

医者要有儒家情怀

[2] 甄志亚.中国医学史[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7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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